我的学校一一白湖农场干部子弟学校

霜晨

我的学校一一白湖农场干部子弟学校

       1960年9月，新学期开始之际，白湖农场在庐江当地农村小学上学的学生全被转入新开办的地方国营白湖（劳改）农场干部子弟学校。
         我们这届刚升入六年级的学生就首当其冲地成为该校首届高小毕业班。
       学校是两排新砌的平瓦房，前排作教室，后排作学生宿舍，老师办公室在房子北头坡下的一排草房里。学校具体位置在场部食堂西北方向（食堂的东南方向是场部大礼堂，其朝东的大门正对着场部大门）。
       住校生的男、女生宿舍各占两大间（每一大间由两小间不隔开的房子构成）房子。靠房间尽头进门的对面与侧面分别是两排青砖砌的统铺，学生们就一个紧挨一个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睡在上面。由于那时有许多男生还尿床，人小，又不会拆洗，更不好意思拿到外面晾晒，所以宿舍里气味难闻。
       由于在家睡惯了棕绷床，于是在刚开始的一周左右时间里，背部硌得难受至极。
       学校的首任校长由场部一位宗姓科长兼任，老师是在全场范围内抽的大部分具有大学学历的管教或行政干部。
       虽然是农场首办学校，但因为正值国家和全国人民生活困难时期，所以也没举行什么开学典礼，最多由每位任课老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并给学生点名，互相认识一下后即开始上课。
       我们当时是六年级，班主任叫王仁德，江西人，从北京装甲兵部队转业到白湖农场，不久就当了我们的语文老师。
       王老师对学生很有亲和力，不让学生感到害怕。所以大家上课时对老师提问的问题也不觉得紧张。
       开学不久，有一次，宗校长来观摩语文课，正值讲到一篇内容为毛主席视察某部队，部队有一人向主席介绍一位名叫游好杨的少将，主席马上说：游好扬，认识、认识。然后宗校长问同学们：毛主席为什么说认识认识？我们当时很纳闷，校长为什么要这么问？也实在想不出主席为什么要这么说？过后王老师向我们解释说，这说明人民领袖关心群众，平易近人，见过的人能记得住。
       还有一次正上语文课，一个50来岁的男人进到教室，因为我父亲与此人都是五十年代初从治淮委下属劳改总队调来白湖农场（县处级）的，所以我知道那是谁。王老师怕大家不认识，忙介绍说这是我们场党委第一书记、场长夏长根同志（行政12级，地、厅级）。
       由于新办学校，这位夏场长经常来校看看。有一次正上体育课，同学中有人讲了一句粗话。恰好被在旁观看的夏场长听到了。他生气地大喊起来：你是哪家的？叫什么名字？同学中有人小声说：他爸爸是厂长（机米厂）。听此说，夏场长更大声喊起来：厂长也不行啊！你是个学生，怎么讲这种话？我跟你们讲，不管哪个都不能讲流氓话。全场鸦雀无声。
       还有一次，夏场长妻子一一本场沈书记（后调任巢湖地委书记，晚年从事公益活动）来校。在地上捡到一个不知谁丢弃的大半个白面馒头。沈书记极其生气，马上召集全体师生开会。手举那大半个白面馒头，她说：你们能吃到白面馒头很不错了，有人却甩了，你晓得人家农村人吃什么？哪有米、面吃！人家吃的是用糠、黄豆稭磨粉做的粑粑。就这许多人还吃不到。你们要知足啊！要珍惜有得吃的生活啊！
       接着将话题一转说：你们老师、学生马上大扫除，这学生宿舍哪是人住的地方！这是猪窝嘛。因为她看到的学生宿舍，特别是男生宿舍又脏又乱，气味冲鼻。
       师生们不敢怠慢，立即动手，使得学校面貌判若隔世。
       不久，从皖南大学（今安徽师范大学）分来两个年轻老师，一个是数学老师钱在华，另一个是生物老师徐成顺。记得原教数学的那位女老师在向我们介绍时说：这位钱在华老师毕业于皖南大学数学系，有很高的学问，有众多的教学方法。随后离去，即完成了前后交接。
       那时物质生活资料匮乏，吃不饱是长年困扰人们的难题。
       刚开始我们在场部食堂吃饭，只要有了青菜豆腐、韭菜炒鸡蛋等好菜，开饭时就派人在食堂门口给就餐者每人发一根竹牌，然后凭牌买一份好菜。至于猪肉要到过春节才能按户口供应一份红烧肉。
       在场部食堂吃饭期间，我在一大队食堂换了场部食堂饭、菜票到场部食堂吃饭。可能认为这类行为揩了场部食堂的油，于是场部常采取调换饭、菜票的办法以杜绝这种现象。每当突然换了饭、菜票，那一两天我就吃不成饭了。实在不行时就先借别人的。
       那时每天早晚都是两分钱（饭票一角二分一斤）稀饭，若多吃饭票（每月20斤口粮）不够。有一次搞什么运动，场部食堂贴和挂了许多大字报。其中一张题为“吃山芋去皮是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批评将山芋皮丢弃的人。
       有一次我们在离场部不远的西大圩大河外沿沙土地上种花生。看着诱人的花生米，我们悄悄抓起一把，在河水里洗净其表面用以杀虫、鼠的六六六粉农药，然后飞快地放进嘴里；学校搬到场部后面的机米厂后，有一次学校将花生连藤暂存在一间空屋里，我们从离地约10多厘米高的门槛下将花生藤拖出来，剥出花生米，在夜深人静时用罐头盒在宿舍里煮着吃。有一回被巡夜的徐成顺老师看到，他说你们就生吃啊？我们说烧熟了，并请他也吃一点，他看我们饿极的样子怎能忍心吃。说：你们吃吧，就继续巡夜去了。
       升初一后我们被安排到机米厂食堂吃饭。有一次我与另一男生在晚饭后发现餐室售饭、菜窗口地上有别人掉落的饭、菜票，就捡起来。此后每当吃完晚饭后等其他人都走了，我俩就摸黑在地上乱摸，这样每天基本上都有饭、菜票进帐，然后两人平分，以补口粮的不足。
       有一次我们发现场部礼堂东侧后门里地板上堆了许多榨过油的花生饼，我们喜出望外，毫不犹豫地抓起那既粗糙难咽又气味不佳的东西大嚼起来，以充填漉漉饥肠。
       那时到了夏天，男生们都不愿午睡，经常偷偷到西大圩河里洗澡。有一回我正好没去，去的人被王老师发现后，将他们叫上岸，在河边烈日下罚站了好一会，直到快上课。
       我们的政治老师杨守信，也是教导主任。凡学习不好又不努力的学生迟到了，听学生在门外喊：报告！他即说：把门关好，站在外面。要过好一会才让他进教室。
       杨主任是南京人，有一条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玻璃裤带，感觉太新奇。多年后才知那叫塑料裤带。
       1961年4月，第二十六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我们同班男生乔存喜用自装的3极管收音机在课后与大家分享比赛实况。当庄则栋、徐寅生、丘钟惠、韩玉珍等乒乓名将为中国队夺得多项冠军时，我们不时高兴得跳起来，也暂时忘记了肚子的饥饿。
       那时我们没电，用的煤油灯（后来才有电）。晚上上自习时，两张课桌一并，4个人围着两盏灯看书做作业。
       夏天时太热，下了晚自习，男生们即拼上课桌，睡在上面。有一个周末我回家去了。星期日下午到校后听说头天晚上因闷热，许多人露天睡在课桌上，睡到夜里不知是谁大喊狼来了！众人懵懵懂懂地跳下课桌摸黑往教室跑。有一女同学慌乱中不慎跌倒，造成胳膊骨折。
       农场与驻场看守犯人的公安部队（先一个营，西大圩围垦后增至一个团）各有一个电影放映队，农场还有由两劳（劳改、劳教）人员组成的京剧团、黄梅剧团（兼唱庐剧和泗州戏）。于是场部大礼堂常有电影和戏可看。而看戏是要花5分钱买票才能进去的。于是，有时特想看戏时，就提前进去躲在观众席长椅下，或钻进舞台下面的共鸣室，待戏开演了才悄悄混进无座位而站着的观众中。也有时下了晚自习再去看个电影或戏的尾巴。回到宿舍，余兴未尽的男生们，将被单披在身上，学着古装戏中的样瞎闹一番。
       那时在场部还看过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安徽省军区文工团、省黄梅剧团、省庐剧团的精彩演出。
       我们升入初一后，学校搬到了场部后面的机米厂。我们初中班的教室及老师办公室在北侧坡下的一排草房里，学生宿舍则分散在与小学部瓦房呈L状的教室侧面的披舍里。
       那时中苏关系尚好，学校除了按规定开设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农业常识、音乐、体育、美术、还为我们初中班开设俄语课。学校还经常组织我们到大队参加力所能及的各种义务劳动。
       这个时候的学校已用上场部及机米厂自己发的电。有时听说场部晚上有好看的电影，几个男生就在电源关闭的状态下，悄悄将悬在教室的某一插入式电灯座上方盖子拧开，用铁丝同时搭在火线和地线上，然后打开电源开关，瞬间造成短路，再拿掉铁丝。于是那晚就能明正言顺、心安理得地看电影去了。次日，电工来处理时只需再接上保险丝即可。学生的此种捣乱行径可谓神不知鬼不觉。
       那时因条件所限，主要体育运动为广播体操、乒乓球、篮球。生物老师徐成顺文体活动都拿手。他为我们班排练东北二人转《小拜年》、（我们六年级时）参加场部会演时合唱“一天等于二十年”（1958年大跃进年代歌曲）、由赵子岳主演的电影《探亲记》插曲“幸福的道路自己开”等。
       体育课上，他除为我们训练队列外，还教我们做广播体操、投手榴弹、推铅球、打乒乓球、打篮球。他常带我们班组建的男生篮球队到附近的农村小学开展友谊赛。
       有一次上体育课，孙凤梧（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老师带我们在场部办公室与宿舍之间的石子路上练短跑。当听到预备一一跑口令时，因上身过于前倾，向前一栽，双膝磕在石子路上，疼得起不来。老师与同学扶着我慢行了好半天。
       正当我们为能在农场自办学较比农村学校条件好而庆幸时，却在我们升初二时，初中班停办了。在不知下一步怎么办的六神五主中熬过了1962年暑假，直到9月中下旬才接到通知，我们初中班学生被分到矾山中学和盛桥初中，我与另一些同学则被分到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