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9.13及其他

霜晨

1971年的9.13及其他

         1971年下半年，我们全校许多同学正在全省各地、市财政、金融、工业、商业等部门实习。我们四五个同学被分到蚌埠绝缘材料厂（后又扩展成第三机床厂）实习。
         9月中旬的一天，我们正在办公室做事，从别的科室进来一人。进门后先关上门，又仔细看看窗外，确认外面没人后才转过身来，对室内人神神秘秘地说：你们知道最近发生了一件天大的大事吗？我们故作不知地说：不知道，什么天大的事？
         来人谨小慎微地又说：我说了，你们可千万不要对别的人说呀！我们说，你放心，我们不会对别人说的。
         来人又回头看了看关着的办公室门和窗户，这才稍微放心地凑近众人，压低声音，悄声说：那个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副统帅、副主席、接班人林彪乘三叉戟飞机外逃后，摔死在外蒙古了。
         虽然我们已关着办公室门悄悄议论过此事，但从别的办公室人嘴里再次听到此事，还是如五雷轰顶、不知所措、无法理解。
         如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作为接班人被写进党章的人，竟然作出如此违反常理之举！觉得太不可思议。可事实就是如此，不容置疑。
         那个时候的人单纯，除了无法理解外，再加上一直形势大好，更未经历过此类事件，所以，接下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整日闷闷不乐、心情压抑，又不便公开议论，总觉不知如何是好。可是越不敢公开议论，人们就越想议论，于是每次把门一关，大家说个不休。
         若干年后，才觉得这很平常，实在无须如此大惊小怪。
         当时与林彪关系最密切的高层小集团成员主要为黄永胜（总参谋长、广州军区司令员）、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叶群（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林彪办公室主任）、李作鹏（海军政委）、邱会作（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等。
         以上这些及比之级别低些的小集团成员，在战争年代，或多或少都有过功劳。特别是作为将星辈出的黄埔四期弟子、曾取得“平型关大捷”，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神话，在辽沈战役胜利后率第四野战军一路打到海南岛的林彪，最终竟然踏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不归路。可见，若走的路线不对，再有功劳都会为历史所不耻。
         那年，当得知林彪带着妻叶群、儿林立果等出逃不久，消息报到国务院，周恩来（林在黃埔军校上学时，周为校政治部主任）总理随即向飞机上林彪等人喊话：只要你们能回来，我周恩来可以到任何一个机场迎接你们。
         可是，林彪等去意已决，终无回音。
         毛主席得知此事，只说了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随即中央军委下令陆军封锁全国所有军用机场，即用汽车堵住机场跑道，防止林的同伙继续出逃或制造其它事端。当时蚌埠军用机场的跑道就被驻蚌陆军34师的汽车堵了个严严实实。
         不久，蒙古国传来消息，在其境内温都尔汗，有一架中国飞机（估计飞往莫斯科）失事。从而初步认定，机上人员为林彪、叶群等人。
         1971年9月16日，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被中央秘密召回北京。行前，毛主席特别叮嘱他必须坐火车来京。许又打电话给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肖永银：“中央命令我们把‘三国四方’（“三国四方”分别指：参加林立果秘密会议的驻上海的空4军政委王维国、驻杭州的空5军政委陈励耘、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以及江腾蛟。）马上抓起来，你愿意带谁就带谁，立即出发，先到上海把王维国抓起来，王洪文会协助你。然后再赶往杭州，把陈励耘抓起来。”
         大约到了1980年前后。有一次，学校党委宣传部的人悄悄对部分人说：今天有一关于“九、一三事件”的内部片经过蚌埠，学校向市里借了来给我们放一晚，就在小会议室。知道的就来，千万不要扩散。一是因为内部片，二是地方小，容不下许多人。
         于是知道的人早早吃过晚饭，于黄昏时分悄悄潜入小会议室。
         当荧屏上出现“九、一三”事件，大家都为能看到如此神秘的内部片而额手称庆时，下面又出现一行小些的字幕：“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话剧团”演出。
         此时，在场的人，原先极高的期望值顿时跌至谷底，再也兴奋不起来。特别是长疑心底而极想解开的那架三叉戟飞机究竟是自身空难坠毁还是被导弹击落之迷再也无法解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