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校一一庐江盛桥彻中（四）

霜晨

我的学校一一庐江盛桥初中（四）

       那时农村学校条件简陋，生活简单到不能再简单。
       学校无开大会的场所。凡开大会或有较大活动时，师生们都带上凳子露天坐在篮球场上进行，要是雨雪天，就只能改日再说了。
       每天上晚自习或下晚自习后，教室或宿舍里点的都是粗黑烟呼呼直冒的美孚（美国的石油公司，那时中国从美国进口原油，所以称煤油为洋油）煤油灯（下大上小中间鼓的玻璃灯罩插在葫芦形的煤油壶兼灯座上）。每天早上起床，咽喉、鼻腔里漆黑一片，像被堵塞了一样，话都说不清。唯有在那多用池塘水里清洗好半天感觉才稍好些。
       男生们理发更是简陋。那时农村有剃头挑子巡回为农村人理发。有一次听魏本法同学说，师傅为他剪好头发（是那种发际线推成一扎齐的马桶盖头），按程序接下来要刮脸，可师傅没有热水，就让他在教室前空地旁边原是和石灰用的小水池里，用手蘸上冷水在脸上使劲抹几下，这才使刮脸程序得以顺利进行。
       那时我们这些人都积极要求进步，我进盛中不久，就向团支部递交了入团申请书。1963年11月29日，校团总支组织委员胡宗成老师（团总支书记是政治老师韦民权）将我喊到办公室，告诉我：你被批准加入共青团组织了，这是当今青年人政治生命的初级阶段。他还告诉我，你要记住今天这个日子。不久，在宣誓仪式上，被批准入团的同学们，都戴上了闪闪放光的团徽。
       初二时，我们的班主任是带我们数学的周璞老师（女）。有一次学校举办诗歌朗诵比赛，她在一本杂志上向我推荐了一首名为《东平湖的鸟声》长诗（作者，诗人兼散文家雁翼，说的是小主人公模仿各种鸟叫输送情报，配合游击队抗击日本侵略者）让我参赛。此前，我还在一次比赛中朗诵过歌颂古巴共产党领导人非得尔.卡斯特罗七支步枪闹革命的长诗。以上都大获好评。
       周老师对同学要求很严。有时遇周日或假日返校时恰逢雨雪天，有的学生未能按时返校，她不止一次地训斥说，那下雨下雪天，中国人都不要做事了？（她后来与音乐老师陈德泉结为伉俪），他们的儿子出生后取名陈晓光。
       在陈德泉老师改编并谱曲的黄梅戏《柳立贝》中，陈饰恶霸地主吴展成，方开诚老师饰吴的管家金三，宰多寿老师饰杨立贝，周璞老师饰杨妻，查全能老师饰解放军营长，倪光耀与另一老师饰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法官，同学李慕珍饰杨的女儿杨素英，我饰杨的儿子杨志刚，后为解放军排长。其时我将小时候在老家玩的一把黑色木头手枪装进枪套挂在腰带上。此外还有包括潘友春、唐玉英等同学在内的二三十人的合唱队为全剧配的多段幕后合唱。尽管是无伴奏，却也声情并茂，气势恢宏，效果极佳。
       升入初三后，我们的班主任换成了语文兼书法朱长欣老师。
       朱老师的古文、古诗词及书法功底很厉害。上课时经常为我们哼诗或古文；上到《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时，他讲解了鲁提辖与李逵性格的不同，同为脾气暴躁之人，前者粗中有细，三拳打死郑屠后，故意说对方装死，为逃避官府追究，赶紧溜之乎也。而后者遇事不顾后果，一味莽撞。以此说明作者施耐庵文字功底深厚，写作技巧高超。所描写的人物各不相同，各具特色，引人入胜。
       在讲授《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时，重点讲了林冲多次被人戕害直至被充军，他都不反抗，是因为他是有产阶级，还指望充军结束后能回到家中享受天伦之乐。直到草料场被其原先所谓好友陆谦等烧毁，并欲栽赃于他，此时他才幡然悔悟，被逼投奔水泊梁山。与之相比，若是作为无产阶级的李逵，早就抡起板斧砍了那一众鸟人！
       那时学校很讲究书法训练（不像今天须到兴趣班），并单独作为作为一门课开设。于是我们在课内课外练习不止；有一次书法作业时，我模仿人民日报字体将这四字写在大楷薄上，本以为会受到朱老师夸赞，谁知他对我说：要写就必须认真写，还没学会走就想跑怎么行？从此我懂得了要想做好事情须先打好扎实的基础之理。
       那个年代很重视德育和不忘过去苦的阶级教育。有一次学校组织师生们步行五十多华里（与我们在白湖学校小升初时步行三十多华里去庐城考试一样）去庐城参观阶级教育展览（其中有众多实物与图片），令我们受益匪浅。
       参观过后他与同为语文组的刘宝泉老师带我去澡堂洗澡，让我第一次浴毕后享受到服务员先后从离休息躺椅10米左右的门口精准甩过来的八把热毛巾待遇。可当我看到有人用这种热毛巾从头擦到脚时，感到腻歪极了。
       朱老师的办公室兼宿舍在我们宿舍西隔壁的顶头上，门对着走廊。迎门的墙上，贴着他遒劲、流畅的手书，毛主席词《如梦令.元旦》（宁化、清流、归化……1930年1月31日）；1963年春节，他大门上的春联是：笑舞东风柳万条，喜露春雨花千树。
       朱老师当时尚未成家。寒冷的冬夜里，他经常喊我及另几个同学过去睡觉。有时我们不想去，几个人就合力将学习成绩最好的小胖子张成宝同学从床上拉起来，不顾他因冷而极不情愿，连外衣也来不及穿，就连推带搡到隔壁老师房间。
       一个甲子前的1963年暑假，放假后我在朱老师那住了几天，就跟他在教工食堂吃饭。临走，我将2元钱和几斤粮票悄悄压在他书桌上的玻璃板下。开学后，他要退给我，我不收，他说，我还能要你的钱呀？见我仍然不收，他发了“火”，我无话可说，只好收回。
       后来常有“外行领导内行”之说，意为大事做不好。实际上在五六十年代，从战争年代过来的老资格干部太多，其中许多人来自农村，参加革命后学会了打仗。其它无一技之才。转业到地方后上级为他安排个领导岗位之情形很普遍也很正常。有一次朱老师说他以往的一个同事操着浓重的桐城口背后抨击校长：校长，什么灯系，这也不兴，拉也不兴，还参加我们讨愣！发言时牛偷不对马嘴。
       多年后我听说朱老师被调到了庐江中学（以其扎实的语文功底，到重点中学任教实属人尽其才）。1986年，我与诸多农行同伴赴巢湖农行参加省农行文艺调演（江南片），巢湖地区代表队有一来自原庐江中学的女声诗歌朗诵《算珠声声庆丰收》。我问及朱老师，她说她也是朱老师的学生。还说朱老师已于数年前因患癌症离世。我顿时如五雷轰顶，一位学生的恩师竟英年早逝，就这样悄悄走了，遗憾至极。
       在五六十年代，学校一直要中学生做到“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即努力学习，认真掌握“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建设的本领。两种准备就是或考上高一级学校（高中、中专和中技）或回到农村生产队当一名公社社员或当兵。所以，那时小学、初中都开《农业常识》课（到七八十年代时，看到中学开《农业基础知识》和《工业基础知识》（物理与化学）。到我们快毕业前，为适应“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学校还由宰多寿老师为我们开设薄记课（会计基础知识），为有些学生回农村后当生产队会计创造前提条件。
       1964年初三升学考试时，我们盛中是考点，同考的还有白山中学的六四届毕业生。这意味着初中阶段行将结束，曾朝夕相处的同学们此后将各奔东西，用老师们辛勤耕耘的成果在我们往后的岁月里发挥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