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白湖（四十）

霜晨

曾经的白湖（四十）

不上课的日子

       在整天忙忙碌碌、疲于奔命中过着似乎看不到尽头的日子。那时又不上课，整天就是写大字报，刷大标语，刻钢板印传单或小报。所有各项费用发票仍由早被打倒靠边站的郭锐平校长审批签字后报销。好在食堂正常开伙，大家都有饭吃。可时间一长，难免有厌倦之感，可又不便表露，只能隨波逐流。
       尽管其间学校也响应上级号召，实施过几次复课闹革命，可对于跑野了心的多数学生，哪还有心思静下心来上课？于是故态复萌，继续着疲于奔命的时光。
       那时每逢重大节日，总有些学生按捺不住狂噪的心理，同时也为暂离枯燥乏味的生活，会商量着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再跑上一趟。至于乘车、吃饭、住宿等费用是否仍如大串联期间一样不用自掏腰包，我没问过，真的是不清楚。不过按那时人们的家庭收入水平（一般工薪阶层月薪仅二三十元，农村更不用说），估计自己掏钱外出的可能性不大（以从芜湖至上海的长江客轮为例，四等仓为五元四角）。
       那个年代，人们的衣着也是颜色单调，学生们除黄军装外，平时与所有人一样，都在灰、白、蓝等颜色中周旋。夏季里，偶尔听到少数胆子大点的女生聚作一堆咬耳私语：今晚穿裙子吧。这让人觉得这似乎是一件既需胆量又需勇气更是件极奢侈又可能会受到他人另眼相待之事。
       到了一九六八年上半年，同学们对以上生活渐失耐心。再加上听说要按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精神，将六六至六八共三届（俗称老三届，后又被誉为共和国的长子）初、高中生安排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心就更不定了。
       此时的学生们的心愈加忐忑不安。毕竟从城市到陌生且条件艰苦的农村，対于任何人都是一件极不平常且不易适应的事情。
       那时一些眼光放得远的学生都认为，到农村要去就早去，根据当时的形势，当地会将下放学生的住房、生活、劳动等各方面都会安排得很周到妥贴。换句话说，若去迟了，条件好点的地方就没了。有的男生还为此提前买好了当地农村男人夏日里全身仅围一块长约三四尺，宽约二尺左右的白土布大手巾（干活时热很了往河或塘中一跳，上来时围上大手巾继续干活），再加上一顶平时戴在头上，冬季里可将下部卷至额前的部分下拉至颈部并只露两只眼睛孔的马虎帽。有时可在街上见到一伙同为这种打扮的男生兴高采烈且旁若无人地招摇过市。
      
告别中学时代

       刚进入下半年不久，学校发给我的一张八开纸油印的《毕业证书》。然后首批下放学生在红旗掩映下被敲锣打鼓的人群用卡车送至早已安排妥当的农村生产队。
       那回我们随车前往。只见庭院树木葱茏，住房虽是泥墙草顶，但却美观整洁，室内更是窗明几净、井井有条。水缸里也已挑滿了水。令人顿生家的感觉。
       按当时政策规定，下放学生每人安家费为220元，建房木料为0.3立方米，原享受的城市居民商品粮供应至下放之日起的前半年。
      
抬木头挣钱

       即将离开生活了四年之久（原在庐中初中部就读的学生共七年）的高中阶段，难免有难舍之感。当时无所事事的我们十几个男生，为留个在校期间的最后纪念，也为挣几个小钱，就商量着去木材公司找点事做。
       到了那儿，与管事的讲好报酬（好像是每人每天一元钱），并按对方要求，将不远处河中木排上的木头搬到贮木场堆放好。
       我们实行的是共同劳动，收入平均分配。那木头一般四五米长，有的大头直径约30多厘米，加上泡水时间长，抬起来特沉。可我们的同学中力气大的都专拣大木头抬，并且主动抬大头。
       如此一天下来，个个都疲劳至极。可当结帐时拿到那十几元钱时，一切劳累都被丢到了九霄云外。不顾身上沾满泥水，一伙人忙不迭地跑到庐江饭店，花不到10元钱炒上几个菜，大大地享受一番。
       大约一连做了一周左右，有人要下放去农村了，我们这小团体也只能终结，没用完的劳动报酬也被平均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