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白湖（续三）

霜晨

曾经的白湖（续三）

“两劳人员”

         五十年代两劳（劳改、劳教）人员里的政治犯大都是国民党党、政、军人物、被镇压的地富反坏和1957年后的所谓“右派”及不够判刑者（劳教）。从国民党里过来的人里有少数极顽固者，他们对被共产党专政极不服气。记得1957年在当时白湖一大队，常有少数劳改犯因不服管教被关进“小号子”（对不服管教者实行的严管措施）。即使上工期间，也常听见少数被判重刑者戴着脚镣走路时发出的哐啷哐啷声。也有的死不认罪，被反绑在旗杆底部也不行，并且绝食，最后不知是怎么了结的。还有一些顽固分子最大的抗拒行为就是逃跑。这部分犯人往往趁收工前藏匿起来，等天黑后再设法逃走。记得有一个犯人逃到佳木斯后已结婚生子，但仍被抓回，减去逃出期间的时间不算，还被延长刑期。1969年大水期间，有的趁机逃跑，但因大水阻隔，只好自行返回。
         那时听得最多且令人可怕的往往是“某某劳改农场犯人暴动”的消息，特别是1962年前后，蒋介石欲反攻大陆期间，一些犯人以为有机可趁，与国家专政机器对抗事件时有发生。有一次，一名犯人在其关押的小圩子里捡到一个本子，只见里面记有由部分犯人组成的某某党。其中有委任某人为上海市长、某人为上海市公安局长等的名单。这名犯人立即将此本子交给了干部，随后那一伙顽固不化者受到了相应的惩处。
         那时劳改犯里的能人特别多。什么大学教授、高级医生、工程师、厨师、裁缝、泥瓦工、演员、军官（有国军军官和解放军里犯错误的军官）等，应有尽有。
         由于白湖的医院医生技术高超，不仅本场人员，许多当地老百姓都慕名前来求医。厨师就更不用说。虽然那时物质条件差，没什么好东西吃，但经那些原在上海等地饭店的大厨们做出来的菜淆就是与众不同。
         至于国军军官因其脱了军装无法看出来，而解放军军官在其刚来时则能看出来。有一回我看到有两个已摘了领章、帽徽，各提着一个大皮箱的解放军军官自己前来报到服刑（若摆到现在肯定不符合规定）。只见他们向管教干部报到后，即在皮箱里拿出帽徽、领章等一一上交给管教干部。过不多久，只见与其他犯人一起劳动的这两人又黑又瘦，再也没有了原来的“风采”。
         为防止外界敌特可能与犯人联络，犯人们的来往邮件均需经管教干部查验后才能放行。
         有一回，一劳改人员在大队供应站（小商店）外，想进又不敢进。后来终于鼓起勇气让我帮他买几个麻饼，因为他们是不许自己买东西的（为防逃跑，他们身上不允许放钱，入监时须将钱交干部存起来，名曰“开大帐”，需购生活用品时再向干部支取）。当我进去买时，被精明的售货员识破。她先问我是不是自己吃？我说是的。她说我从没见你买过吃的，怎么会一次买10个麻饼？于是，她走到门外，将那躲在门旁的劳改狠训了一顿。
         还有一次，一位种菜园的劳改让我帮他在总场旁的塘串河小街上的新华书店买一本《果树园艺学》。可我竟然忘了，而他虽身陷囹圄，不能外出，却仍不忘学习果树栽培技术。后来想想，怪对不住他的。
         1958年的冬天，一次我刚放学回家，就听有几个管教干部对我说，你们梅山小学校校长（因所谓右派被判刑）在湖里挖泥时因天太冷又深陷淤泥，最后冻死了，这让我愕然不已。
         两劳人员中，个别女性犯人较难管理。有一次，一个女干部单独在一间办公室里审问一女犯时，那女犯竟抓起自己坐着的小木凳向那女干部砸去，将对方头都砸破了；还有的女犯或女（劳）教整天哭着闹着要回家或与管教干部死搅蛮缠，甚至对着男性干部说下流话；当然也有不少素质高的，她们往往较被干部信任，有的原是医生的继续当医生，有的原是演员的继续在农场剧团当演员，有的原是教师的女（劳）教被抽在大队办的小学继续当教师。有一师范大学毕业的女教，因其学历高，被抽在小学当老师，其教学质量比一般学校强得多。
         那时犯人被管教干部和看守部队战士押着上工时，往往将饭碗等物品挂在身上以免放在住处被偷；冬天时有的还将被子披在身上，象被抓的国军俘虏；一年冬天临近，由于犯人多，被服厂来不及加工冬装，于是发动干部家属将已裁好的半成品以手工缝制。可是好抽烟的少数犯人却不顾寒冷竟掏出棉衣或棉被里的棉花当烟抽。
         那时常有犯人调进或调出。每当此时（那时管教干部或犯人来自全国各地，故农场人说话就形成了一种不南不北的普通话），往往数十辆敞篷卡车载着犯人绵延数华里。我那时虽小，但有一个情景令我尤为不解，即每辆卡车上仅配备一名肩挎50式冲锋枪的押解战士，而他的位置紧靠在高度仅齐腰的车厢后帮上，立不直、站不稳，且与全车二三十名犯人紧挤在一起。不仅随时有被巅下车的危险，更随时有被犯人掀下车的可能。这样的场景在当时应该说不是没有发生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