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上海（三）

霜晨

初到上海（三）

       姨妈家在一条弄堂里，一进门是个较大的客厅。媒炉，煤球堆，吃饭的方桌和长条凳。其余地方堆满了硕大的边角包有铁皮条的木质包装箱。她们家有人用起钉锤将钉在铁皮条和箱板上的铁钉起出，将木板条拆下，一堆堆摞在墙边待售。
       继续往里面走，左前方拐角有用长条木板围起来的一个整天开着电灯的只能放一张小床的小隔间，租住着一对抱着个婴儿的夫妇。那小孩名叫国军。
       客厅后墙左右两侧分别竖着一架小木梯通向两间小阁楼。左边是我姨妈姨夫的房间，右边是他们兄嫂的房间。
       那时我姨夫姨妈还没有孩子。我们去了，加上其他好几个亲朋，全都睡在那至多五六平米的阁楼里，床上能睡几个是几个，其余全睡地板。
       他们的妈妈（我们喊她阿奶）带尚小的小儿子（我们喊他小爷叔）住客厅，白天将铺板拆掉，作为拆包装箱的工场。
       白天吃饭主加客三户人家共十好几个人，全在一只小煤炉上进行，一顿饭要先后延续很长时间。好在做事的人只在家里拆木箱，无须外出，吃完饭就工作，倒也自由自在。
       那时他们家常年来人不断，亲戚的亲戚，邻居的邻居，朋友的朋友，又吃又住往往好多天。如此场景，虽说比不上孟尝君（战国时齐国即今山东淄博的田文），豢养食客三千（其中有些人对吃喝还颇为挑剔），但在自家人口多，收入低薄且不稳的年代，能如此待人，肚量之大确属难能可贵且极为不易。更值得人称道的是，他们全家人对如此境遇竟毫无怨言。这在我后来的经历中也曾遇类似情形，那就是我插队落户在庐江盛桥区魏岗公社期间，公社秘书吴晓明及张咸淑阿姨一家人，也让我感受到了同样的场景及令我永生不忘的家的温馨。
       那回在上海还跟着大人们去了城隍庙（当时还有我至今不懂的新、老城隍庙之分）、南京路、位于南京路西藏路口的中百一店、位于延安东路的大世界、位于中山东路的外滩、经常仰头欣赏位于南京西路的当年最高建筑国际饭店及位于苏州河外白渡桥北端的上海大厦、人民公园、外滩花园（后为黄浦公园，解放前公园入口曾被外国人挂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之侮辱牲牌子）等。